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如此器重江青

毛泽东构思“文革”于“滴水洞”。

1965年之初，江青于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会晤。在此次会面中，她提及了两年前——即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目睹吴晗所编新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景。江青认为该剧实为“为彭德怀平反”之举，斥之为“大毒草”，并强调了对该剧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柯庆施立即将此事交给张春桥办理，于是张春桥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一经发布，犹如一场震撼人心的地震在中国大地掀起波澜，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沉重序幕。

1969年，毛泽东在上海与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会面时提及：“关于那篇评价《海瑞罢官》的文章，起初我并不了解其起因，是江青等人所策划，并最终交由我审阅。”由此可知，该文章的发表业已获得毛泽东的同意。

江青再度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提出了“黑线专政论”，这一理论成为否定建国以来十七年文化战线成果、推动“文革”进程的关键性理论支撑。

毛泽东决定启动“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务是拟定一份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他精心挑选了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十位同志，其中陈伯达担任组长一职。

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康生任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自1965年秋季至1966年7月18日，历时半年有余，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南巡”之旅。6月15日，他离开了杭州，并于18日重返了故乡——湖南韶山冲，这是他自1959年以来唯一的一次造访。这次归乡，他入住了自己在故乡的别墅——滴水洞。

从18日到28日，毛泽东在这自称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11天，在这里构思起草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与《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并论。因此，它被人们形容为具有“政治遗嘱”性质和“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的信。信是写给江青的：

6月29日，我们已悉数收到您的来函。根据魏、陈二位同志的建议，您暂留原地居住可能更为妥当。

本月，我接连有幸接待了两位尊贵的国外来宾，关于他们的详细行程安排，我将在稍后向您娓娓道来。

自6月15日离开武林圣地，我在西方一座深邃的山洞中静心修行，度过了十多个日子，外界信息相对隔绝。直到28日，我抵达了那云雾缭绕、黄鹤翱翔的胜境，至今已过去了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每日沉浸在各类文献的研读之中，无不激发出我浓厚的兴趣。

世间纷扰终将归于宁静，但每隔数年，类似的乱象便会卷土重来。那些被阶级本性所驱动的异类，终究会自行现形。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宿命。

我的朋友即将发表的演说，中央高层热切期待其公之于众，我也倾向于支持其得以传达。他主要围绕政变这一议题展开论述，而这样的观点阐述，在此之前尚属首见。

他的言辞中，总有让我觉得不甚得体的地方。我始终认为，我那些简薄的册子，并不具备什么神奇的影响力。但经过他的极力推崇，党内外、全国上下纷纷效仿，这情景简直就像是王婆自卖自夸，不遗余力地吹嘘自己的瓜果。

我被逼无奈，踏入梁山之境。显然，要与他们意见相左，已是不可行之事。在这重大议题上，我不得不违心地迎合他人，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尚属首次的经历……

于今年四月杭州的集会上，我向朋友们提出了一些相左的观点。但这一切似乎无足轻重。转至五月北京的重要会议，他的论调依旧未变，媒体上甚至大肆渲染，几近神化。面对此情此景，我决定效仿梁山好汉，另辟蹊径。

我揣测，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借助钟馗的神力来驱除邪灵。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自诩为共产党的“钟馗”。

所述言辞含蓄不明，这不正是某些敌对分子惯用的手法吗？

他们企图将我们的党彻底颠覆，对我个人而言，我仅就我个人的角色发表看法，认为其中某些表述并不妥当。这正是我与那些黑帮分子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所在。

此事暂不宜对外公开，左翼势力及广大民众普遍持此看法……

往昔，随同毛泽东同志访问滴水洞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曾感慨道：“正是滴水洞，见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所需动员的宏大规模的确立。”

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说，这十几天中，“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6月1日，毛泽东除了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外，还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

我们必须斩断修正主义的种种枷锁，揭露并粉碎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根除所有牛鬼蛇神，以及任何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得以最终完成。

6月1日，毛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鉴于本文的重要性，我建议通过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刊登，此举实属必要。自此，我们开始着手攻破北京大学这座反动堡垒。恳请予以审慎处理。”

随即，国家局势急剧变迁，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纷纷挺身而出，向修正主义发起挑战。一时间，如同潮水般汹涌的大字报、大标语席卷而来，迅速将革命的浪潮推向了巅峰。

6月15日，毛泽东主席从杭州出发，抵达南昌后，亲切地会见了江西省委的各位领导同志，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本次活动的核心目标，便是开展一场针对反修防修的实战演习。考虑到我国青年一代尚未经历革命战争的洗礼，缺乏必要的政治磨砺，我们理应将他们置于波涛汹涌的现实考验之中，让他们直面挑战，拓宽视野，通过这样的宝贵历练，使他们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坚如磐石的后继力量……”

在抵达武汉的30日，他致信刘少奇与邓小平，指出原定于7月1日发布的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宜此时发布。原因在于，该讲话的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民主集中制这一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8日毛泽东向江青发出了一封信函。

1959年8月7日，毛泽东同志与江青同志携手游览了享有盛誉的含鄱口。

江青九大得势

信中所述的“魏、陈二同志”分别指魏文伯与陈丕显两位同志。魏文伯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职务；陈丕显同志则肩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双重职责。

首先，在7月12日，他将有机会与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举行会面；其次，7月17日，他将迎来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位代表，以及众多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信中所提及的“我友之演说”，实则是指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政变”与“天才”议题所发表的一段内容丰富的讲话。

林彪在这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自那时以来，一股“现代造神热潮”的狂飙已然横扫我国每一寸疆土。

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境和心态，毛泽东本人其实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而且“总感觉不安”，并“历来不相信”。但是他却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天才论”和“政变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逼上梁山”。

我唯有决意投身梁山一脉。我推测他们的本意，或许旨在驱邪降妖，因此才借助了钟馗的神威。正是在那个20世纪60年代的年代，我自认为成为了共产党的钟馗之徒……

事实上，毛泽东在武汉拟定完这封信件后，第一时间交由周恩来和王任重审阅。此后，周恩来将信件携带至上海，并转交给了江青。

审阅完毕，周恩来提出建议，将此信呈递林彪审阅。信中虽未明言，实则婉转地指出了林彪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毛泽东遂命周恩来赴大连，转达信函的详尽内容。林彪得此消息，顿感惊愕，随即表露出悔过的意态。

鉴于林彪已明确表态，毛泽东便下令销毁该信的原件，仅保留了一份副本。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公布此信的决定，实乃经过深思熟虑之所致。

首先，此举措旨在通过这封信展现毛泽东一贯所拥有的“洞察秋毫”的锐利洞察力，从而进一步稳固其个人崇拜的地位。

其次，有必要积极缓解“九一三”事件对当代造神潮流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九一三”不仅使人民群众逐渐在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也使毛泽东本人陷入极大的痛苦、难堪的境地，此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露端倪之际，毛泽东向已与江青分居的她寄出了这封信。彼时，他对江青充满信任。

1969年，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江青借此机会迅速攀升，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翌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势力与林彪派系为争夺权力展开了一场激战。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坚定地站在了江青一方。

林彪集团，他的主要干将在中共九大上都进了中央政治局，而林彪本人又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堂而皇之写进了党章，而当这两个集团打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却支持了江青。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之时，林彪的悲剧性自我毁灭，在客观上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中所蕴藏的危机。这一突变，让毛泽东深感痛心，其打击之重，难以用言语形容。江青对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行为提出了质疑。

江青却笑了，因为“枪杆子”林彪集团的自取灭亡，无疑给她的“笔杆子”集团消除了夺权之路的主要障碍和敌手。于是在中共十大之后，处心积虑想窃取最高权力的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

然而，毛泽东并未昏庸，他逐渐意识到江青的政治野心，并开始对她实施制约。

1973年9月，我国迎来了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国事访问。在此次访问期间，我国周恩来总理以及江青同志等领导同志热情陪同，一同欣赏了备受赞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毛泽东指责江青是“上海帮”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婉言谢绝了与江青的会晤。在此情形下，江青只能在毛泽东住所外围的门前默默守候。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工作人员终将一封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信件交到了江青手中。

或许缺席更能彰显其珍贵。多年来所讨论的种种，你鲜少付诸行动，频繁的会面又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益处呢？马列的著作以及我的作品都摆在你面前，但你似乎从未深入研读。我身患重症，年迈已高，却未感受到你的丝毫关怀。你享有特殊地位，若我离去，你又将如何面对未来？你总是对重要事务视而不见，却对细微末节纠缠不清。恳请深思。

此信见证了毛泽东对江青认知的显著转变。自那以后，直至毛泽东生命的终结，江青若欲觐见毛泽东，便需预先向中央办公厅提交申请，并在获得毛泽东的明确许可之后，方能如愿相见。

1974年3月24日的夜晚，身处病榻的周恩来总理，尽管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仍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宴，热情款待了前来我国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在此期间，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对外交部官员王海容和唐闻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场风波的起因是外交部就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问题提交的专项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由邓小平同志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参会。周恩来总理已对此方案表示赞同，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目前正等待中央政治局作出正式批复。

本来江青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1974年春，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会议议题聚焦全球原料与发展的相关议题。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对此会议抱有极高的期望，众多国家的领导人及政府首脑均计划参加。然而，考虑到周恩来总理的健康状况，他确实无法克服长途跋涉的困难，亲自莅临会议。

3月20日，外交部就本次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提名事宜，特地向上报请示于毛泽东同志。经毛泽东同志审阅相关报告，他迅速提议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一职，并进一步建议由连续三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深外交官乔冠华同志，为邓小平同志提供智囊支持。

鉴于对中央政治局的无上敬意，毛泽东郑重地向王海容、唐闻生表示：关于此事，不宜直接以我个人的观点提出，建议由外交部草拟一份正式的报告来阐述。

周恩来焦虑万分，他担心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便迟迟不肯住院。

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毛泽东主席是否仍赞同邓小平领导代表团出访？”“是否可以将主席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想法对外宣布？”

毛泽东的贴身秘书接起电话，传达了周恩来、王洪文转达的毛泽东指示后，他额外补充道：

毛主席曾指出，若事实果真如此，不妨详加阐述。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一职，实乃其本人主动提议。

3月26日拂晓，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内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在此会议期间，江青无所顾忌地发起了尖锐的批评，甚至在会议进程中，她派人紧急召回王海容与唐闻生两位同志。她们二人以诚挚而真挚的态度，如实转达了毛主席关于指派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明确指示。尽管如此，江青仍旧未能平息心中的怒火，她怒不可遏地宣称：

“毛主席曾承诺，允许我持有个人见解。在文化大革命尚未启动之际，毛主席并未认同对彭真、吴晗的批判，我亦得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当我着手策划撰写反驳《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毛主席依旧坚定地支持了我。这一行动，无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正式拉开。”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3月27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尽管如此，视邓小平为“眼中钉”的江青并不罢休。

1974年，江青于一场由多省市负责人共同参与的会议中公开发表观点，她毫无顾忌地大胆宣称：

“有人将我比作一代女皇武则天，有人则将我比作辅佐刘邦的吕后，我对此深感自豪。”

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洞察秋毫，且心中颇感不快。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公开发表批评，明确指出了江青所犯的错误。

“江青同志，务必引起重视！对于您的评价，有些人颇有微词，但又不便明言，或许您尚未察觉。”

“切莫分设两座工厂，一座名为钢铁工厂，另一座名为帽子工厂。频繁地对人施以过重的标签，实为不恰当之举。这一问题亟需我们高度重视！至于您所提及的工厂，暂且搁置其开设事宜为妙。”

“罢了，这钢铁工厂就赠与小平同志吧。”江青如是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快。“钢铁公司”，原本是毛泽东赐予邓小平的荣光。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上海帮”由此而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善意地敲了警钟。可是江青不甘心自己的“女皇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破灭。

江青在法庭受审

江青组阁阴谋败露

10月17日晚，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攻击邓小平。

“风庆号”万吨级巨轮，经过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精工细作，终于交付使用。然而，在交付之际，交通部远洋局对国产主机及雷达的可靠性产生了疑虑，因此建议该轮先行进行近洋航行的测试，以确保其安全可靠。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激荡之下，江南造船厂的职工与船上英勇的海员携手，共同悬挂起醒目的标语，力挺“风庆轮”踏上远洋航行的征程。随着1974年国庆节的钟声临近，满载着众望所归的“风庆轮”圆满完成了其艰巨的远航使命，荣归上海。一时间，上海各大报纸纷纷以“自力更生的赞歌”为题，对该壮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

江青手持“风庆轮”的相关资料，态度强硬地追问邓小平：“你对于批判‘洋奴哲学’这一议题，持有何立场，是支持还是持反对意见？”

邓小平保持沉默。江青情绪激动地质问：“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邓小平忍无可忍：“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完拂袖而去。

挫败组阁阴谋，力挺小平掌权。

夜幕低垂，钓鱼台十七号楼内，“四人帮”悄然聚首，密谋决策。他们决定派遣王洪文火速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揭露那些不实的指控。

次日，王洪文急匆匆地抵达长沙。当晚，毛泽东便亲切接见了他的到来。随后，他诬称“北京的气氛颇似庐山会议”，进而对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众多领导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

最终，不仅未能赢得毛泽东的青睐，反而遭到了他严厉的批评，并郑重告诫：“切莫与江青同流合污。”

正是在那18日，江青将外交部官员王海容与唐闻生召集至钓鱼台十号楼，与之展开了一场私密对话。她对二人说道：

“主席即将外出接待贵宾，在此有必要提醒一点，请于陪同期间向主席进行汇报。记得在10月17日的晚上，政治局针对‘风庆轮’议题展开讨论时，我与小平同志意见相左，争执之后，我情绪激动地离场，致使政治局会议未能如期进行。国务院的领导同仁们，常在工作讨论之际暗中联络。即便是在病榻之上，总理的工作依旧繁忙，并非完全处于休养状态。小平同志与总理、叶帅关系紧密，而总理更是其背后强有力的支持者。”

10月20日，王海容与唐闻生两位女士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莅临长沙。她们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近期北京发生的系列事件，并对江青及其“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表达了坚决的愤慨。

毛指示：

鉴于总理的职务并未发生变动，对于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以及人事的调整，这项重任理应由总理与王洪文同志共同承担。在此，我提出建议，希望邓小平同志能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职务，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及总参谋长一职。恳请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请他们注意，在批评问题上切勿盲目跟随江青同志。

林彪与江青

江青仍深怀执著，便向毛泽东致信，详细阐述了她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面的独到构想。

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

而这个金祖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工人、工段长，中共十大期间，突然有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上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请谨记，减少频繁露面，切勿草率签署任何文件，更不宜暗中操纵或组建团队。你身上累积的怨言不少，务必努力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务必牢记。人应当学会自我反省。此外。”

然而，江青对毛泽东的忠告充耳不闻，竟委托他人转达口信，暗中提议让王洪文担任委员长，而张春桥则被其推举为总理。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要当党的主席。”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

江青屡遭毛泽东的责难，内心积郁难舒。1975年4月5日，她在向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口号：“时下党内最为深重的隐患，非教条主义的蔓延，而是经验主义的肆虐。”江青意在借助“经验主义”这一标签，暗中指摘那些资历深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资深干部，实则仍是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隐晦攻击。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江青的最新动向，随即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

1975年5月3日，正当暮年之际，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难得地召集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进行深入交谈。这次会议，也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并出席的政治局会议。即便身体抱恙，周恩来仍克服重重困难，亲自莅临现场。

“自主席离别我们已有一载，大家对主席的怀念之情日益加深！”

毛泽东依次向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致以亲切的问候。随着会议的正式启动，毛泽东紧接着发表讲话，言辞间洋溢着温暖与期待。

“我们应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拒绝一切修正主义的倾向；提倡团结互助，彻底抵制一切分裂行径；行事需光明正大，摒弃所有阴谋手段。绝不能效仿‘四人帮’的恶劣行径，必须终止此类行为。为何仍旧我行我素？为何不与两百余名中央委员共同奋进，实现团结？显然，搞小圈子历来是错误的。”

在全体政治局委员的见证之下，毛泽东对江青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切莫轻率行事，必须严守纪律，行事务必谨慎。严禁私自作出决定，一切意见都应提交至政治局进行讨论。对于任何见解，都必须在政治局内展开辩论，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布。行动时，务必代表中央立场，绝不应以个人名义行事。以我为例，我也绝不会在任何文件上擅自署上我的名字。

毛泽东所提及的“材料”，实则是指江青以个人身份屡次呈递的“批林批孔”相关文件。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指示，邓小平同志担任主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及6月3日相继召开两次会议，对江青同志及“四人帮”进行了严格的批判。

自今而后，中央的日常运作事宜已不再由王洪文担纲，此重任已顺利交接至邓小平之手——邓小平，成为毛泽东钦定的第四位接班人。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写出了书面检讨。“女皇梦”彻底破灭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讨论《水浒传》。毛泽东即兴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再比如：“《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得知此事，江青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迅速发起了一场针对《水浒传》的“评析运动”。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将这次对《水浒传》的评论定义为“我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重要论争”。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落幕之际，鉴于周恩来同志病情的加剧，在毛泽东同志的坚定支持下，邓小平同志毅然肩负起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他果断实施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成效显著，迅速为全国人民注入了从长期动荡中苏醒的希望，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

然而，全面整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推行的众多“左”倾政策和理论，这一做法遭到了“四人帮”的强烈反对，并且也未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即七成成绩，三成失误。

“由我执掌此决议，实非适宜之选，我如置身于桃花源，对外界纷扰，汉、魏、晋三代，皆无所知。”面对此状况，政治局暂停了邓小平的职务，然而毛泽东仍预留了一丝空间，允其“专责外交事宜”。

不久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致信邓小平，恳请其将信件转呈毛泽东。信中揭露了军宣队成员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作出指示：

“我现居北京，为何写信不直接致我，却需经过小平转达？小平对刘冰有所偏袒。清华大学所涉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

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一经传达，清华大学便率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